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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 标题: 唐君毅《花果飄零及靈根自植》  [論奴隸意識]  (  11-06-06, 09: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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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花果飄零及靈根自植》

  一﹑序言
  二﹑學術文化教育中之價值標準之外在化與奴隸意識之開始
  三﹑外在的希望與信心之不可必﹐及絕望之境的逼近
  四﹑絕望的痛苦之感受中之回頭的反省與自覺﹐及自信自守中之希望與信心

(《祖國》周刊第四十四卷第四期五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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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旧 标题: 回复: 唐君毅《花果飄零及靈根自植》  [論奴隸意識]  (  11-06-06, 09: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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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言

  二年多以前﹐我在祖國周刊曾寫《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 兼論保守之意義與價值一文﹐一時引起許多不同刊物中之相識或不相識之朋友紛紛為文﹐發抒同類之感慨﹐或從而將其中所引起的問題﹐更進一步去想﹐加以指教。在我個人固受益不少﹐而大家能對此問題表示意見﹐亦實更見大家之處境相同﹐原有此問題存於心。此即證明人心未死﹐尤令我無限感慰。《祖國》編輯﹐兩年多來﹐屢希望我能再寫一文酬答。但我沒有看出與我絕對不同﹐為我絕不能贊成的意見。此一問題﹐亦原不是一純理論上的問題﹐必須得一定之結論﹐而只是一情感態度上的問題。只須各人表出其情感態度﹐而能互相感應﹐以有所興發﹐則各人為文之目的即可說已達到。而我年來亦實極少時間可供我自由運用﹐故終未嘗一為文酬答﹐殊覺愧對諸先生為文指教與《祖國》編輯之盛意。

  但此二年中﹐卻有一不知名的朋友屢次來信﹐或寄來文件﹐直接表示對我文之所說不能贊成。其大意是說﹐我之該文將沮喪之子孫的自信心﹐亦與客觀之事實不合﹐又徒引動人之感情﹐而未示人以解決問題之方案﹐更未示人以當前如何立身處世之道。他曾不客氣的責問我﹐何以要住在香港從事教育? 由此而提到中國之海外華人﹐皆各於其所居之地﹐逐步提高其社會地位的種種事實。他似曾指出楊振寧和李政道得諾貝爾獎金的事實﹐留美學生在大學任教之人數逐步增多的事實﹐以及楊傳廣得國際運動十項亞軍的事實﹐以至中國女孩子得國際選美會之第幾名的事實。並每逢報紙上轉載了中國人之獲得某一國際上的榮譽的事﹐都剪來寄給我。其意似用以證明中華民族之花果並未飄零﹐而且已生根於各地。然而他的信中卻未附有通信處﹐我亦無法回信。他的意見﹐明似與我該文所說直接相反﹔然他屢寄來不署名的信﹐其誠意卻是十分可感。而他亦無疑是一深愛中華民族之子孫的人。

對此不知名的朋友﹐我想與之寫信而不知投遞之處﹐恒使我難以為懷。我想如果我前所作之文﹐真有沮喪中華子孫的自信心之處﹐這應當是我的罪過。雖然我想此非我作該文之本意﹐或亦不致有此效果﹐然而既然有人認為有此效果﹐即證明我所寫之文可能引起此效果﹐我亦有責任再為文以補足另一方面的意思。所以我屢曾想再寫一文﹐以說明此自信心如何可加以樹立﹐以報此不知名的朋友屢次來函之盛意。至于他所指出之中華子孫僑居異地﹐力求上進之種種事實﹐雖我亦大多知道﹐而承他再加指出﹐亦未嘗不再為之感奮欣慰。又他之來信不署名﹐則表示他只願望我有此感奮欣慰﹐勿為中華民族之前途而且悲哀沮喪﹐但並不求我知道他的名字。此乃出自一無所為而為之心情﹐尤堪敬佩。所以他的意見雖似與我全不同﹐然實亦正因此全不同﹐而更與我之本懷﹐全然契合。

  然而亦正因我之本懷與他全然契合﹐我亦更要重申我之意見﹐與他似全不同之處。我將在本文中﹐就我二年來所感﹐以更指出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之事實﹐並將他所舉之事實﹐改而從其消極的意義方面去解釋﹐以更達於一切絕望之境。然後再看我們應如何自此絕望之境中翻出來﹐以樹立我們的自信心而免於沮喪﹐並藉此以補我之前文﹑與此文中一切消極的論述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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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旧 标题: 回复: 唐君毅《花果飄零及靈根自植》  [論奴隸意識]  (  11-06-06, 09: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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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術文化教育中之價值標準之外在化與奴隸意識之開始

  我二年來之所感﹐比我二年前寫該文時之所感﹐尚有更進一層之處﹐即我在寫前文時只感到華夏民族之子孫飄流異地之艱難困苦﹐與在精神上失其所信所守的悲哀。而此二年來﹐則我進而更深切感到﹐由此精神上之失其信守﹐而進至一切求信守於他人的悲哀。人在不能自信時﹐便只求他人之信我﹔人在不能自守時﹐即求他人之代我守其所守。此本是一種極自然的心理發展。然而人不能自信自守﹑尚可以只停在那兒﹔而到了一切求信守於他人時﹐則是精神之整個的崩降﹐只在自己以外之他人尋求安身立命之地﹐而自甘於精神的奴役之始。黑格爾謂奴隸之為奴隸﹐不在其不求光榮﹐而是在其身以外之主人身上﹐尋求其自己之光榮﹐以主人之本身之光榮﹐及主人之認識之﹐為其自身之光榮。而一切人在只求他人之認識之以為其光榮時﹐人即已開始作他人之奴隸﹔並非必待他人之直加以驅使﹐才開始為奴隸。然而我們的民族﹐以種種現實的情勢之逼迫﹐已整個的向開始作奴隸的路上走。這我個人亦不能自外於此民族之共同的遭遇﹐更無意責備任何個人。我只望大家正視事實﹐不要自相瞞昧。我在此文之最後段﹐亦將略指出我們之自拔於為奴之命運之道。

  我所謂只求人信守於他人﹐只求他人認識我﹐即人為奴隸之始﹐此義所包涵者原甚廣。此中「人」與「他人」之二名﹐乃一變項﹐可代以任何常項。但在此文中所謂人即指中國人﹐他人即指中國人以外之西方人。現在的中國人﹐無疑是只居於求信守於西方人﹐只求西方人加以認識的地位﹐忘了自信﹑自守自己﹑認識自己之重要。世間有許多東西﹐原亦重在求信守於人﹐求人加以認識的﹐如存款之信守在銀行﹐法律證件之信守在法院﹐商品要能推銷出去﹐必須賴人之先加以認識與鑑別。然而一個人與一民族﹐卻至少有一些東西﹐以自信自守﹑自己認識自己為首要﹐而非可只求信守於他人﹐只求他人之加以認識者﹔然後此人才成一獨立的民族。此即一個人之思想與人格之價值﹐一民族之學術家教育文化之價值。一個人如不自信自守其思想與人格之有價值之處﹐而必待他人之認識與批准其有價值然後能自信自守其思想與人格之有價值之處﹐此即為奴隸的人。一民族之學術教育文化﹐必待他人之認識與批准其有價值之處﹐然後能自信自守其有價值之處﹐即一奴隸的民族。此理應無可疑。而據此理以看我們當前所遭遇之種種事實﹐則不能不說中華民族為奴之徵象具在﹐雖百口亦不能為之辯。

  我今先從數年前台灣教育部將故宮博物院之書畫﹑古物運至美國各大城市展覽之事說起。由此展覽﹐使美國人得更知中國藝術之優秀﹐在文化宣傳上收了無比之功效﹐亦在國民外交上發生了不可測量的影響。這我都無意否認﹐亦無意在事過境遷之後﹐再來反對此事之不當。而在實際上﹐每當我聞國際人士讚譽中國之藝美時﹐亦未嘗不感激而引以為榮。然而我記起我數年前到台灣台中去看故宮之所藏時﹐只能見到寥寥的幾室之所懸置者﹐而今之美國人卻能大飽眼福。我將此事平情細想﹐則不能不感慨萬端。中國人不能自己欣慰認識其藝術之價值﹐卻要以他人之欣慰認識為先﹐這畢竟是為什麼? 這只為要別人先承受我們之文化之價值。而此「一定要別人先承認重視﹐然後我自己才能承認重要」﹐已漸成了中國之一切古老的東西﹐被國人承認重視之必要條件。此意識﹐說開了﹐實即一奴隸意識之始。試問中國藝術品為什麼一定要遠運異國展覽給人看? 我們能想像大英博物館﹑法國魯維博物館﹑美國華盛頓博物舘的古物﹐運到台灣或香港來展覽嗎? 連中國從前的私家收藏﹐亦只能登門參覧﹐不肯送陳品鑒。此有如一大家之閨閣千金﹐決不到他人府上任人評頭品腳﹐何況國家之寶﹐只能珍藏高閣﹐供人瞻玩? 你要看﹐自己來﹐豈有遠涉重洋﹐送陳品鑒之理? 試想中國古代書畫家如顧愷之﹑王羲之﹑王維﹑吳道子﹑以及留手蹟之名賢如朱子﹑王陽明等﹐若死而有知﹐豈願任此後人之將其遺作任意搬遷﹐而以他人之品鑒為榮? 然而因我們這一代子孫之不行﹐致使國運顛連﹐不能仰首申眉於今日之世界﹐便亦只有以傳家之寶﹐希他人之賞譽﹐以自光其門楣﹐其情可憫﹐其心可哀﹐又將誰責? 然而其中所連帶而有之「必經他人之認識承認其文化之有價值處﹐然後能自認識承認其文化之有價值處」而將學術教育文化之標準﹐全加以外在化之奴隸意識之風﹐則幾不可長﹐宜加扼抑。所不幸者﹐則此幾之露﹐已不限於一端。兹再更舉數事以證所說。

  譬如中國數千年之文學﹑史學﹑哲學與其他技藝之學與善良之倫理風教﹐本是中國文化之精英﹐其價值原自有光芒萬丈﹐舉世非之而不減﹐舉世譽之而不增之處。而傳統之中國人﹐亦夙能以之自信自守﹐更不必亟於求人知。然而以近百年來受西方政治經濟勢力之侵略﹐與文化學術思想之衝激﹐初則頑固自大﹐繼則如五四時代之人﹐本其所知於西方之學術思想者為標準﹐以肆意自詆﹐浸至視數千年之歷史文化學術﹐無一是處。而此猶不過歸於自視一無所有之虛無主義懷疑主義﹔尚可言以此零點為據﹐以整理國故﹐融攝西方文化﹐創造新文化也。而此時之留學生﹐亦皆無一欲久留異邦﹐此願有所效力於中國之學術文化教育之事業。然此十數年情勢之變遷﹐海外之中國人﹐似已不復視數千年之歷史文化學﹐一無事處﹐而顯見一進步。另一方面﹐學術界人心所趨﹐則不只以西方之學術思維為標準﹐以評判中國之學術與文化﹐乃進而以中國學術文化本身之研究與理解﹐亦應以西方之漢學家之言為標準。於是純中國學者之地位﹐亦賴他人為之衡定。如由於之老學者﹐似必經外人之大學授以名譽學位﹐約其參加會議講學任教﹐或他人之譯其著作﹐一般社會乃更加以注意。而年輕之中國學者﹐似尤須授業於外國漢學家之門﹐在外國大學之圖書館研究或得其學位﹐方能為國人所重視。今天之中國人之翻譯事實﹐較五四時間之大轉變﹐即非大量翻譯西書以供國人之閱讀﹐而是將中國之資料典籍﹐譯為西文﹐以供他人之參考之方便。而國人亦有不得已而以外人之請其擔任此類搜集翻譯中國之資料典籍工作﹐為資生之具﹐或視為光榮之所在者。然而此所代表的是什麼? 此只代表連對我們自身之學術﹐亦不能自樹標準﹐自加評判﹐更不是為我們之自身﹐而求加以研究認識﹔乃以他人之標準為評審之根據﹐為了他人之研究認識之方便﹐而後加以研究﹑加以認識。亦即必待他人之先認識中國之學術之某一方面﹐值得加以研究﹐欲求更進一步的認識之﹔然後我們才去自求認識研究之。此豈非一無自信自守﹐而只求信守於他人之證? 試問此又與奴隸之以主人之價值標準﹐為自己之價值標準者﹐有何分別? 然此又豈一二人之過? 又豈當事者之過? 我決無意否認西方漢學家之有其所長﹐亦無意謂中國人不當接受外人所予之學位﹐不能到外國去開會講學任教﹑或將其著作譯為西文。我亦承認﹐今能有更多之人儘量將中國之資料典籍多多譯為西文﹐亦未嘗非宣揚文化之一道。然而如果一整個社會文化之意識﹑學術之風氣﹐皆趨向於以他人之標準為標準﹐以他人之認識承認與否﹐以衡定一學者之地位﹐一學術之價值﹐則不能不說是一民族精神之總崩降的開始。對此趨向﹐則我無妨任擧我近年所遭遇接觸之事實之一二為證。

  新亞書院的研究所有幾個學生﹐實際上他們現有的對中國學術的知識﹐乃由他們自己多年的努力所積累。然而此間的一般社會與教育界﹐卻不加以承認。他們到外國之某大學住一二年﹐實則除了學些英文﹐與看一些參考書﹐並對於其自己的學問未增加多少﹐至少不是外國之漢家那裡得了什麼秘妙。然而歸來則立刻有三倍其原薪以上的職位。至其他亦有差不多的對中國學術上之努力與積累工夫的同學﹐因無此機會出國﹐便只有默默無聞。此代表的是什麼? 此只代表整個社會之風氣與教育界之風氣﹐是以他人之標準為標準。

  我亦曾有一些文章﹐被西方雜誌編輯指定人譯為西文。然而實際上這些文章並非我之主要的寫作。然而卻有人不看重我寫的其他文章﹐而看重此經人品題的文章。此代表的是什麼? 此只代表一般社會之風氣學術之風氣﹐是以他人之標準為標準。

  關於這類的事﹐即我自身所遇者已不勝枚舉。憶在三十年前﹐我即有一學哲學﹑與我年相若﹑而比我早慧的朋友﹐寤寐要求出國。此乃因彼將其英文寫作﹐寄與當時哲學界之前輩﹐都無人回信。而寄給杜里舒﹑羅素﹑泰戈爾等的﹐都有禮貌的回信。他曾把他們來信中之讚美恭維辭句都摘出來﹐在報上登了半版﹐作為其書的廣告﹐為了多賣幾本以收回印費。他總勸我說﹐今之中國學者總要到西方得西方的學位﹐到西方之紅塵走一遭﹐經人先重視﹐才能被國人所承認。然我那青年時的朋友﹐在歐洲得了博士學位回來後的寫作﹐尚不如其未出國前之寫作之為人所重視。而中國當時的學術界亦實並不十分勢利。以哲學界的情形說。熊十力﹑梁漱溟諸先生連大學亦未讀過﹔而西方留學回來任哲學教授的﹐仍對他們執後輩之禮。在對日抗戰初期﹐我回到中央大學教書﹐還可說以中國哲學為主。後來該校聘請牟宗三先生來﹐卻直下即教授西方之專家哲學﹐而學生則敬服有加。此證明以前之教育界﹑學術界尚有其自己之標準。然而到現在﹐則在台灣與香港﹐連中國學術之標準都移於外人之手。我很慚愧﹐亦曾在此任教育行政的事﹐並與許多教育行政當局﹐時有接觸。我明知有些自學有績的人﹐不在留學回來的人之下﹐可是凡有推薦﹐大都失敗。此中之理由固甚多。然而我們根本無力建立自己之標準﹐整個社會與教育文化學術之風氣﹐皆唯他人之馬首是瞻﹐則是根本之原因。如今風氣已成﹐則雖有大力﹐莫之能逆﹐亦不能責備任何人。此中只有將其拆穿暴露﹐讓大家正視此普遍事實﹐使先有一痛切之感﹐才能共謀一覺悟﹐逐漸轉移風氣。但不能瞞昧事實﹐聊以自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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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 标题: 回复: 唐君毅《花果飄零及靈根自植》  [論奴隸意識]  (  11-06-06, 09: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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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我還要對此一未知名而屢屢來信的朋友所說中國人在世界各地之地位之逐漸提高﹐以反證中華民族之花果並未飄零之說﹐再提出一點異議。當然﹐此一朋友所說之中國人在美國任教者之逐步增多﹐以楊李二氏之得諾貝爾獎金一類之事﹐是值得欣慰的。然而試想﹐楊李二氏得獎之後﹐大陸中國他們不能去﹐台灣約他們回去講學不願去﹐香港的中國人之社會﹐自更不會來。他們得獎後﹐似曾提到過他們原來所受到的父母師長之教養之功。此乃一中國人不忘本的德性之自然表現﹐至堪讚美。他們並不效衣錦還鄉者之所為﹐馬上回來以為親戚交游之光寵﹐仍繼續在外研究﹐以免於學術上之落後﹐亦是忠於所學之表現。然而一定說決不能抽一點旅行的時間﹐以回到故國邦人父老之所居﹐作短期之講學﹐並資後學之楷模﹐則恐亦未必。然則何以必吝此一行? 則無論是以政治上所顧忌﹐或視為不必多此一擧﹐以為解釋﹐皆同樣證明中華民族之花果﹐只能飄零異域﹐為他人瓶中之花﹐座上之果﹐而不能或不願台不屑落於中國民族之土壤﹐植根於其中﹐以求民族之學術文章之更發芽滋長﹑枝葉扶疏﹑而花果纍纍﹐則是一不可爭辯的事實。此豈非正所以還證我前文之所說? 至於此未知名的朋友﹐此外所擧之一切華人在世界各方之地位逐步提高之事例﹐當然亦同堪欣慰。然而我仍十分懷疑其地位能提高至與當地國民真正平等之標準。如謂新成立之馬來西亞﹐其中之華人亦有相當政治地位。此固不錯。但是何以在該地居人口百分之四十五以上的華人﹐竟不能保存其自身之語文的教育? 而居加拿大之法人之人數比例尤少者﹐乃能在加拿大使法文為官方之語文之一? 此外在其他地方之個別的華人﹐自然亦多有在當地逐漸提高其社會地位的。但是我亦懷疑他們只是在力爭上流向上高攀﹐求被當地人士所認識承認之心情下﹐逐步提高的。此正有如在香港的中文大學的成員學校﹐能合組成一中文大學﹐畢業生與教員能得香港政府與社會的承認﹐當然亦是可慰藉﹐我亦與有榮焉的一事。此蓋亦即未知名的朋友所以責問我何以書此任教之理由的所在了。

然而我卻不能不說﹐人如果必需要別人認識我承認識我﹐然後我才能認識我承認識我﹐此本身即為羞辱。為什麼我們不能先自尊自重﹐自己認識自己﹑承認自己﹐而逼到必須求當地外人認識我承認識我﹐才能自尊自重﹑自己認識自己﹑自己承認自己的地步? 此豈不是我們之整個民族國家自己不爭氣﹐我們自己本身皆已成了瓶中之花﹑座上之果﹑而飄零無寄﹐才只有冀他人之品鑒欣賞﹐以為容身之地﹐而聊以自榮? 試想如果我們自己真能爭氣﹐如在漢唐之盛世﹐此時豈非只有他人之以被我們之所認識承認識﹐為光榮﹔而我們則以認識承認他人﹐而加以嘉賞慰勞﹐為責任。我說此話﹐亦並無意夢想漢唐盛世。漢唐之治尚非中國昔賢之最高理想。我只是藉以說明﹐凡居認識承認他人之地位者﹐皆在上位﹔而只求被認識者被承認者﹐皆必然是屈居下位者。今以此為我們之慰藉與光榮之所在﹐此本身即是一悲哀。在此悲哀之上﹐一時聊以自慰自榮﹐亦未嘗不可。然而人亦須知此自慰自榮之底﹐此悲哀之本來存在﹐不能加以漠視。如果加以漠視﹐則我仍不能不用我所不忍用的名辭﹐即此仍是奴隸意識。此名乃依我們前文對其所表之概念之規定﹐而不能不如此用的。

  然則什麼才算非奴隸意識? 此即前文所說之奴隸意識的反面。即一個人﹐一個民族﹐要先自己認識自己﹐自己承認自己﹐而有確乎其不可拔的自信自守之處。

人當然可以求他人亦認識我﹑承認識我﹐此乃表示人之自然的求人與我之精神上生命上之交通共契的自然願望。一個人﹑一個民族﹐如說我絕不求任何人了解﹐無人配了解我﹐此是一最大的傲慢﹐亦是最大的自我封閉﹐而其精神與生命﹐亦必將因此窒息而死。然而一個人一個民族﹐如果不以自己認識自己﹐承認自己﹐自信自守為先﹐而以求他人之認識自己﹐承認自己﹐並以他人之所言所行﹐為自己之信守之所在﹔則是一切自卑自賤之奴隸意識的開始。此中之幾甚微﹐而差毫厘則謬千里﹐其相隔只在一念之間。

人只須一念只重看他人之顏色﹑他人之言行為先﹐即是奴。

人一轉念以自己之良心所定之價值標準為權衡﹐而自作主宰﹐以言以行﹐而有所自信自守﹐以自尊自重﹐即非奴﹐而為一獨立的頂天立地的人格。

由此而言﹐一民族一國家之學術教育﹑與文化政治之方向與措施﹐只以看今年之世界風色為先﹐即是奴。而且依一民族國家之文化精神之發展至現階級﹐所當懷抱之文化理想﹐為標準與權衡﹐而自取我之所需學習者﹐所需倣效者﹐而憑藉之以自創造學術文化教育之前途者﹐即一獨立的頂天立地之民族。而尅就國家民族之靈魂所寄之學術教育文化而言﹐則不設立不尊重自己之學位制度﹐以學術與教育文化之理想之價值標準﹐不在自己﹐而在外人﹐即為奴。能自設其學位制度﹐由我之真知一學術或一教育文化之理想之有價值﹐而後判斷其有價值﹐則此國家民族之學術教育文化﹐便是獨立於天地間之學術教育文化。

此人之為奴與否﹐一民族國家之為奴與否﹐與一個人社會地位知識程度﹐其實無關﹐與一民族國家之強弱大小﹐亦實無關。一真有志向而一無社會地位的青年﹐可以是頂天立地之獨立人格。一王侯將相﹐天天看皇帝之面色﹐與一名震一時之學者﹐只想趨時投人之所好﹐同皆為他人之奴。希臘的雅典之公民﹐能自己思維﹐自己判斷﹐則非奴。而斯巴達人民﹐被套入嚴密的政治組織中﹐不能自己思想判斷即無異於為奴。中國春秋戰國時代之魯國最弱﹐然魯國能出孔孟顏曾﹐以道自任而評論當時世事之是非﹐立言為後世法﹐則魯國雖亡﹐而終未被奴役﹐項羽劉邦仍只有加以尊敬。而當時之秦國最強﹐兼併天下﹐然偶語者棄市﹐法令如毛﹐趙高矯詔即足以命天下﹐則當時之百官已為奴之證也。

以今天之分裂之中國而論﹐中共雖強而大﹐然其初以蘇俄為老大哥﹐欲繼馬列主義之宗祧﹐死抱住馬列主義之神祖牌不放﹐即精神上仍為馬列主義之奴。而今既已知反蘇﹐而仍不肯歸宗﹐回到中國自己之文化學術思維以立根﹐而求建國於當今之世﹐可謂自相矛盾之極。反之﹐台灣雖小而弱﹐然能在政治思想上﹐不為馬克思之奴。右再能在學術上教育文化上自作主宰﹐自開風氣﹐而不以盟國之風氣為為風氣﹐則台灣亦可出孔孟顏曾﹐為今天之雅典﹐亦為來日之中國與天下法。以至在殖民地之香港與僑居世界各地之中華子孫中﹐只要有一人除不得已之就地適應之行為外﹐能自保其是非之心﹐而有所自信自守﹔沉淪在下位﹐不以之自沮﹐見知於當地﹐不以之自榮﹔則此人亦即中華民族之瑰寶。有十人﹐此十人即中華民族之瑰寶。然以整個中華民族今天之情況而論﹐大陸中國之五六億人﹐無一能逃馬克思思想之奴隸? 台灣之孔孟顏曾有多少? 台灣之學術文化﹐而欲為今日之雅典﹐又談何容易? 而僑居各地之中國人﹐真能有所自信自守﹐沉淪在下而不自沮﹐見知於當地而不以之自榮者﹐較彼因此而自沮或自榮者﹐何者為多? 何者為少? 則皆不能使人無疑。若干年來﹐吾人在海外之所見又如何﹐則亦有目共賭。是則不只中國文化之枝葉已離披﹐花果已飄零﹐而抑亦本根將斬﹐是不可不為痛哭而長太息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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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在的希望與信心之不可必﹐及絕望之境的逼近

  以上所說﹐都是重申我前文之意﹐而純自消極方面去看一切﹐不免引人淪於絕望之境。但是人總不能真全淪入絕望之境。人總要在絕望之境之旁﹐尋找出一希望﹐而求有一能逃出絕望之境的自信心。我此下亦將一討論此自信心﹐當自何處生根﹐如何可以養成﹐以予人一希望。然而我仍將先指出一般所謂自信心生根之處﹐尋找希望之處﹐如追問到家﹐則將發現其是虛幻的。而我下文在指出其虛幻時﹐將不免引入更逼近絕望之境﹐只求大家能夠忍耐的看下去。

  譬如許多人連我自己在內﹐都曾說我們可由了解中國之歷史文化之悠久﹐與其優良之點﹐及其地大物博﹐而人口之眾上﹐寄託信心。以這些話教育感動一般人﹐亦確有些用處。但是如果我們進一步問﹐就中國之人口與土地及產物之比例來說﹐中國之地大物博何在? 六七億飢餓的人口﹐值得多少核子彈? 中國歷史文化﹐在過去有種種優良之點﹐又何嘗保證此優良之點在現在仍保存? 又豈必能期其保存於未來? 若悠久是時間的觀念﹐悠久存在於一地域的東西﹐亦是在該地域隨時可斷的東西。在一地域隨時可斷的東西﹐又如何可資以為寄託我們之希望與信心之處?

  再如許多人說﹐中國之文化畢竟是東方文化的主流﹐即從全人類文化的眼光看來﹐亦仍是有價值的。現在對中國之學術藝術文化政治歷史之研究﹐已不只是中國人的事﹐而且已漸成全世界人類的事。君不見世界之有名大學﹐紛紛設漢學與東方研究的學系與講座? 又不見美國之學校﹐已規定中國語文為大學與中學必選外國語文之一﹐以及中國留美學生之能教中國語文者﹐皆為各校所爭相羅致? 此豈非中國文化與其語文﹐已為世界所重視之證? 我們豈不可預祝中國文化之發揚於世界﹐中國語文之流行於世界﹐而以之寄託我們之希望與信心?

  對於此說﹐我們亦可試問: 中國文化與語文﹐被外人所研究所學習﹐即證明中國文化與語文真能世界化嗎? 西方人對於漢學與東方之研究﹐有多少是出自讚美崇拜的動機? 此可能極少極少。研究是研究﹐此恐只是把它視為一客觀的歷史文化現象來研究。研究是求了解﹐亦可止於了解。如不止於了解又為什麼? 此儘可只是為知道在政治上﹐國際關係上﹐如何應付對付此一偌大的中華民族。如果此外尚有更高的目標﹐應即攝入中國文化之長於西方文化中﹐如歐美之抽象畫之求攝入中國畫之長﹐與歐美之飯館之設中國餐的一部﹐把台灣香港之中國厨子﹐都儘量設法請去入外國籍之類。然而我們再試想: 如中國文化之長都攝入西方文化中﹐中國文化亦在西方生了根﹐然而我們中國人自己﹐卻並不在中國文化中生活﹐以至不只中國學者的地位要待外人的批准﹐閱讀中國書要到外國圖書館﹐以致吃中國菜﹐亦要坐飛機到巴黎倫敦去吃時﹔我們中國人還算是什麼東方? 這民族有什麼希望? 然則中國文化之發揚於世界﹐中國語文之流行於世界﹐亦儘可與我們自己之生活與生命之實際存在的狀態﹐全不相干。有如希臘文化雖為以後之西方人所承諾﹐而影響及於世界﹐卻早已與創造之希臘民族全不相干了。可見一文化的存在與普被﹐與一民族的衰亡﹐儘可並行不悖。然則縱有中國文化之存在及普被於世界﹐又豈即足為我們之民族寄託自信心之根據?

  此外﹐我們又常可由於我們之民族今日所遇之災難﹐如國家之不能統一﹐流亡人士之無家可歸﹐而寄望於國際局勢之驟變﹐中共之幡然改圖﹐自馬克思之思想奴役中解放﹐回到中國人之本色﹐以及寄望於台灣之反攻或大陸之革命。抱這些期望的人﹐飄流在外﹐等了五年﹐十年﹐快十五年了。人時時期望﹐此期望亦似隨時可能實現。然亦可永遠只在期望之中。而且這些期望縱然實現了﹐除了我們有家可歸外﹐下文又如何? 試想破碎河山如何收拾? 試想一切經濟﹑政治﹑社會﹑禮俗﹑文化﹑教育﹑學習如何重建? 試想在海外的中國人﹐有多少人對此等問題真正用心? 試想因飄流各地而沉淪在下位﹐因而志氣已全然沮喪者有多少? 因偶然見知於當地﹐便以之自榮﹐浸而歸化為美國人英國人﹐入他國國藉﹐便忘了祖國之中華民族之子孫﹐又有多少? 這些飄零的花果﹐如何能再回到苦難的鄉土﹐再殖根基? 再想十多年來台灣與海外之從事政治之人物﹐有多少人真能拋掉過去的恩怨﹐真顧國家之大體﹐謀相忍相讓以為國? 他們將來都回去﹐又如何能彼此合作﹐以共擔當大任﹐收拾河山? 凡此等等﹐皆無人能作一絕對必然的答復。如果台灣與海外的人﹐皆無可寄望﹐便只有寄望於大陸內部之一些不可知的人士﹐由反蘇再百尺竿頭進一步﹐根本拋掉馬列主義之神祖牌﹐回到中國文化之懷抱﹐而此諸人士﹐今既尚不知其為誰﹐則亦無可直接寄望之對象。

  另還有一種寄託希望與信心之處﹐是相信一歷史之必然發展的方向。如有西方漢學家謂中國之歷代政治原為君主專制﹐只有經過共黨之人民民主專政﹐才能到民主﹔中國人不要急﹐依歷史發展的方向﹐自然會進步到民主的。兹姑不討論中國過去之政治﹐是否可以專制概括﹐亦不論共黨之專政性質如何﹐中國人是不配談民主﹐中國歷史發展方向畢竟當如何﹐等等問題。我們今只擬普泛的說﹐所謂歷史發展的方向之一名詞之涵義﹐要看我們如何解說。如果我們是把歷史視為離開主觀的理想之實踐之一客觀的所對﹐則歷史並無一必然發展的方向。人類歷史可以只停止於任何形態﹐亦可永遠是在一定形成中之一治一亂﹐一分一合的循環﹐而一亂數百年數千年數萬年﹐然後有治﹐亦不一定。在十八九世紀的西方若干思想家﹐多相信歷史必然依一定階段而自然的進步﹐以走向一理想的人類社會。而其中最堅信歷史的必然者﹐正是馬克思之謂西方的資本主義的社會﹐必然走到共產主義的社會之說。然而人類的歷史﹐卻並不照此一些思想家的預斷進行。馬克思的預言﹐並未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實現。而俄國之實行共產主義若干年後﹐依然倒退來與資本主義國家携手。堅持馬恩列史的正宗思想之中共﹐反為大多數之各國共產黨﹐視為異端。今日之人﹐誰亦不能斷然步定﹐人類的歷史一定向共產主義的方向走。因此一方向本身﹐即已分化歧出為不同之方向了﹔而一共同的共產天國之理想﹐在現實上已根本不存在。此外誰又能預斷另有一客觀上的歷史的必然發展之方向﹐而於此寄託一定的希望與信心? 從客觀的觀點看﹐對人類未來之歷史﹐我們至多能預測到若干事的不可能﹐與若干事的可能或慨然與或然﹔決無一定的必然﹐可容人先知。因人類在知道此一定的必然時﹐他同時即可求逃出此必然﹐而此必然﹐即不必然。人類之歷史事變之流﹐如只作為一客觀的所對看﹐亦儘可隨時截斷。如只要全世界之按鈕戰爭一發動﹐人類即可死絕﹐而人類歷史亦即可終結於一旦。此時天地自寬自大﹐日月照常貞明﹐山自峙﹐河自流﹐然而人類則逐漸變為化石。人類歷史並無一定的必然的要相續不斷之理。此外如果還有任何之歷史上之必然科定然﹐亦決不是將歷史﹐視作為客觀所對的必然與定然。人亦不能去懸空構想一客觀所對的歷史的必然定然方向在那兒﹐如由共黨之專政必進到民主之類﹐以為人之希望與信心之所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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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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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海外的中華子孫尚有一寄託信心與希望之處﹐即信仰宗教。除佛教在台灣原頗興盛外﹐今日海外中國人信仰基督教天主教者之多﹐尤昔所未有。人在現實世界無寄託希望與信心之處﹐原只有更寄託之於超現實的世界﹐而宗教之價值因此更為中華子孫之所認識﹐亦未始不好。然如此我們之信仰佛教與基督教﹐是為解答我們上述之國家民族學習﹑教育﹑文化﹑政治之問題﹐以及中華子孫之如何能自尊﹑自重﹑有自信自守之問題﹐則全不能直接相應。宗教之信仰之目標﹐原另有所在。這言問題﹐對之而言﹐可說太小﹐亦可說太大﹐可說太低﹐亦可說太高。總之不能直接相應。譬如﹐今人之信基督教者真能對上帝祈禱﹐求其救中華民族嗎? 又真相信上帝必偏受中華民族嗎? 基督教的上帝﹐可使一個一個的人之靈魂得救﹐但不能使一整體之民族得救。基督教之所自來之猶太教之上帝﹐可以志在救整個猶太民族﹐因其是上帝之選民。然中華民族﹐卻並非此上帝之選民﹐無論是基督教徒與猶太教徒之所謂上帝之意旨之行於世界﹐皆原無特別關愛中華民族之子孫之意﹐而中華民族之子孫﹐近來信基督教者愈多﹐亦愈多人以上帝之意旨為意旨﹐而對中華民族亦無特別關愛之處。我曾看見許多海外的中華基督教徒﹐不拜祖宗﹐不敬孫中山﹐不信中華的聖賢﹐不用中國語文發表學術文章﹐對中國人談話﹐不信守中國的禮俗﹐以天國為國﹐而不以人國為國﹐實際上亦即不以中國為國﹐不對其現實之問題感到關切。人信基督教以為個人安身立命之地﹐求其一人之靈魂之得救﹐本亦未嘗不可。然謂其能直接拔中華民族於苦難之中﹐則原非其立教之目標所在﹐亦決無是理。

  我們以此說一般人所賴以寄託希望與信仰心之處﹐皆不堪寄託希望與信心﹐此即更逼使我們淪於絕望之境。于此﹐如果有人要問我有什麼方法﹐使人逃出絕望之境﹐我亦無可回答。如果有人問: 我如何能回家見久別的父母親朋? 我無可回答。如果有人問: 我如何能重掃祖宗的廬墓﹐到孔子的聖廟? 我無可回答。如果有人問: 中國文化既已散播在世界各國﹐中華民族是否即不衰亡? 我無可回答。中國人何時自馬克思之思想之奴隸中解放? 我無可回答。中華民族與人類﹐在客觀上有無歷史的必然的命運? 我無可回答。信仰基督教的上帝﹐是否即能達到我們上述之一切目標? 我無可回答。再如果有人問: 從客觀上看﹐中華子孫如何必能自信自守﹑自尊自重﹐而不更有些微之奴隸意識? 我無可回答。中國文化之靈魂之教育學術﹐如何必能獨立自主? 我亦無可回答。中華文化之枝葉離披﹐中國民族之花果飄零﹐畢竟何時了? 我亦無可回答。如果人為此一切問題﹐皆無所回答﹐而真感受一淪於絕望之境的苦痛﹐則我可以指出﹐世間只有一種希望﹑一種信心﹐可以使人從絕望之境拔出。此即人由對絕望之境的苦痛之感受中﹐直接湧出的希望與信心﹐人可再由信心﹐生出願力。而一切希望與信心﹐凡不從此中直接湧出者﹐皆無一是有必然性與定然性﹐亦無一堪稱真正的希望信心﹐更無從產生願力者。一般人之論述此類的問題﹐只是泛泛的問﹐泛泛的想﹐泛泛的閒談討論﹐而無真切的感受﹔是逼不出真正的希望與信心﹐亦是永不能有願力﹐以求達柳暗花明又一村之一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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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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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我們上之所說﹐我們可對我們自己寄託信心與希望﹐亦可對中國人與世界的人﹐寄託信心與希望。此即與我們上文所提到的一些人類之只寄託信心與希望於對上帝之祈禱者不同。依我的意見﹐不必否認上帝之存在﹐然上帝必需內在于我們之生命精神之自身﹐上帝的命令﹐乃直接昭顯為我們內心之普遍大公之理想的實踐。唯由我們之實踐﹐而後有天命之流行。離此實踐而只回頭祈禱﹐可說有一時的寧靜自心之用﹐實不知何謂上帝之命令。而不事實踐﹐只事祈禱者﹐儘可是一高級的自私。一切宗教徒凡對中國與世界之實際問題﹐只去瞑目求上帝相救忽然降下一天國者﹐不僅今日之科學不相信﹐而且上帝亦決不對此懶惰之信徒﹐降下天國。

反之我們對於此種信徒之存在﹐見此種「心只想著一超越的為世界之共主的上帝﹐因而只以天國為國﹐而不以人國為國者﹐為中華子孫而不以中國為國」之信徒之存在於世界﹐此本身即使我們苦痛。然而對此種苦痛之本身﹐我們又將如何加以對付呢? 此亦不須待於排斥此類之信徒﹐而仍只賴於我們對此苦痛之本身﹐先亦回頭作一自覺的反省﹐而由此自覺反省以知我們之存在為一具體的人﹐乃除了宗教的理想之外﹐還有對其他之理想。我之是一具體的人﹐乃一方是一世界中的人﹐可能入天國的人﹐亦是一國家中民族中的人﹐一歷史文化傳統下的人﹐一家庭中的人。我之是一人﹐乃一「包涵多方面之關係而屬於多類」之統一的存在﹐而不只是一單純的宗教信徒﹐或抽象的世界人。因而我縱然為一基督徒﹐我仍有我之國家之理想﹐仍要祭祖﹐仍要崇敬先聖先賢﹐仍要關切自己民族之苦難﹐當然亦要關切人類之苦難。至于我看見其他基督徒﹐不能合此理想而使我苦痛時﹐則我應加以教化﹐加以責難﹐以致加以諷刺﹐以種種方法﹐加以救度﹐使之成為一具體的人﹐而不只是一個單純的教徒或抽象的世界人。而此事亦必是可能的﹐因基督徒仍畢竟原是一具體的人﹐而我們亦當信其可成為一具體的人。此處豈不可仍有一實踐理想之行為﹐與我們寄託希望與信心之處。

  綜上所舉例﹐我們便知在我們之各種痛苦中﹐我們皆可回頭自覺其所自生所根據之理想﹐而寄託我們之希望與理想。人的痛苦如果是私的﹐則人加以反抗自覺時﹐可能發現不出真正的理想﹐亦可不見有真正的寄託希望與信心之處。人的痛苦﹐只要公的﹐則只要加以反抗自覺﹐便必然可以發現出一理想﹐以為我們之當下現成的寄託希望與信心之處。然而人之此回頭的反省自覺﹐卻萬分要緊﹐亦是人之精神生活之生死的關鍵。人如不回頭反省自覺﹐此理想不是沒有﹐亦不是不存在﹐而是人於此時﹐只是憑此理想去與所接觸之外面種種事實對照﹔遂只見種種不合此理想之事實﹐充塞於前﹐乃處處皆看見黑暗﹐處處令人感失望悲哀及絕望。由此種種苦痛﹐一直下去﹐人遂或自然厭惡其原有之理想﹐而此理想亦自然逐漸沉墮至於消失。人乃墮落為一苟安於現實者﹐亦無自信自守者﹐而其自己﹐亦不復真實存在於自己之前。自己對自己既無真正之反省自覺亦無真正的對自己之存在之認識與承認。人乃於此時轉而只求他人之認識之承認之﹐求信栽於他人以他人之認識之﹑承認之﹐為其自身之光榮。此時人亦即開始成為他人之精神上的奴隸﹐進而成為人之實際的奴隸。

至於另外一種情形下﹐如人不能真自覺其原有之理想﹐而又見種種不合理想之事實之充塞於前﹐在失望悲哀絕望無以自拔時﹐則人之精神之再一自然的表現﹐即化為憤恨與橫決﹐以致視世界本來是漆黑一團﹐世界只是一些盲動的事實之和﹐或包圍我們之大網羅﹐世界中之萬物與人﹐無一不可恨。於是要去衝決﹐破壞一切﹐以一乖戾狠毒之氣﹐去毀滅一切﹐進而求控制一切﹐壓縮一切﹐如共產黨之所為﹐與今所謂憤怒的一代或者所謂憤世疾俗之所歸向。而此二種精神狀態之所由產生﹐皆在人只知憑其原有之理想﹐以與所接觸之事實對照﹐而只見不合理想之黑暗﹔而不知回頭反省自覺此理想之存在﹐直接面對之﹐使此理想不只是一不自覺的存在﹐而成為一自覺之存在﹐以獨立昭靈於心目之前﹐為自信自守之據。人能如此自覺其理想而自信自守﹐人亦即能真正認識其自己之存在﹐肯定承認其自己之存在﹐能自尊自重﹐自作主宰﹔而其求人之認識之﹐了解之﹐承認之﹐尊重之﹐亦皆只所以成就其自己之精神與他人之精神之交通共契﹐成就客觀的事業之實踐﹐而非只於他人之認識之承認之中﹐尋求自身之光榮矣。一人如此﹐則一人有自樹自立為頂天立地之人類﹔而全人類皆一一能自樹自立。能如此的人﹐因其能回頭反省自覺此理想之存在﹐亦即可如其理想之本來面目之純潔性﹐光明性﹐而了解之﹐體證之﹐印持之﹐因而可只見一片純潔與光明﹐此中儘可無一毫之黑暗。至於此光明所照耀之外面的事實﹐則不合此光明之理想者固然有﹐而合之者亦有。人以光明照黑暗﹐則光明必求化掉此黑暗。此加以化掉之歷程﹐即一光明的理想自求實踐之歷程。世間之黑暗縱爾無窮﹐而光明之照耀﹐光明的理想之實踐歷程﹐亦復純亦不已。則呈於我之前之黑暗﹐永不會多於我照耀之光明。無邊的黑暗﹐永為此無邊的光明之所覆。此中重要者不在黑暗之不存在﹐而只在見黑暗之逐漸化掉﹐我之全部的希望與信心﹐即寄在此「去化掉」中﹐而不外溢。縱然世界黑暗瀰天﹐我仍居於黑暗之上光明之中﹐乘此光明之輪﹐以澈入於黑暗中而化掉之。此之謂信道不渝﹐純亦不已﹐以求明明德于天下。人即於此可寄託無限之希望與信心﹐而發出無盡的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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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以上只指出人當回頭反省自覺其本有之理想寄託希望與信心於其中﹐而由此以發出願力﹐卻未嘗指出此理想之必為何種之理想。因而人亦儘可抱不同之理想﹐而各有其由自覺反省而自信自守之處﹐以自植靈根。我今之說﹐可稱為絕對的自由主義。然而人對其所抱之任何理想﹐真能自覺反省﹐求真認識之了解之﹐亦即必然將逐步充拓擴大其理想﹐而可交會於一至高之道德文化理想。此必歸向於理想主義﹐人文主義與理性主義﹐而決非現實主義﹐唯物主義與單純的功利主義。此具如我們年來之所論。此所論不是一時的感想﹐其中亦大有思想理論上之曲折﹐而一一又皆是依於人之本性及本有之理想﹐而加以披露指點之言。如果讀者於此文有不能滿足之處﹐我想無妨看看我們之其他的寫作﹐如牟宗三先生之《道德的理想主義》及拙著之《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等書﹐當不無裨益。然如果讀者原已抱定一理想﹐而能自覺的真有所自信自守﹐自亦可自覺再加充拓。據我多年的思索﹐我越發深信每一人所能有之理想與思想﹐皆他人之經同樣的深思者所能有。古人們可先得後人之心之所同然﹐他人亦可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而此亦即我們對於人類之信心與希望之所根據。而更重要節事﹐是一些同樣的思想之歸趣﹐要從不同的道路走來。一切該說的話﹐亦要從不同的人用不同的口來說﹐然後才處處見一新生命。所以對於我個人已說的話﹐亦不願再多所重複。

  至於人們如果要問人在真能回頭反自覺其理想之所在﹐而見其光明之照耀﹐在從事加以充拓加以實踐時﹐畢竟應作此什麼具體的事﹐或從事什麼職業﹐作什麼一種文化運動政治運動? 則我不承認此中有一定的答案﹐亦無一定要他人皆與我作同樣的事之理。因該作的事太多了。人不能樣樣都作﹐而只要以誠意去作任何一事﹐皆有無比的重要性。此中只有就各人才心生知能之所宜﹐環境之所許而各加擇定。依我本文中心意旨之所在﹐我最後所要說的﹐只是人無論在任何環境中﹐感到艱難或順遂﹐居自覺鄉土或在他邦﹐沉淪在下位﹐或顯揚於上位﹐無論作什麼職業﹐亦無論人之才性知能之如何﹐才大或才短﹐知識多或知識少﹐然而人總可分為二種﹐即一種是能先認識自己﹐承認自己﹐有自信自守而在自己所面對之理想中﹐先能當下直接看見光明的人。一種是只知求人認識自己﹐求信守於他人﹐而只在他人之認識之處﹐尋求光榮的人。前者之人為能自作主宰者﹐後者則為人之奴隸意識之始。一切人們之自救﹐一切民族之自救﹐其當抱之理想﹐儘可不同﹐然必須由自拔於奴隸意識而為自作主宰之人始。而此種能自作主宰之人﹐即真正之人。此種人在任何環境上﹐亦皆可成為一自作主宰者。故無論其飄零何處﹐亦皆能自植靈根﹐亦必皆能隨境所適﹐以有其創造性的理想與意志﹐創造性的實踐﹐以自作問心無愧之事﹐而多少有益於自己﹐於他人﹐於自己國家﹐於整個人類之世界。則此種中國人之今日之飄零分散在四方﹐亦即天之所以「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困乏其身﹐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而使其有朝一日風雲際會時﹐共負再造中華﹐使中國之人文世界花繁葉茂﹐于當今之世界之大任者也。

袓國周刊第四十四卷第四期五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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